再來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回到十六世紀末，那麼我們可以發現，在伊莉莎白女王統治下的倫敦，最強力的傳播媒介，莫過於位在泰晤士河南岸的劇場。那麼，我們可以透過幾種不同的方法，加強我們對於倫敦城外這些劇場的了解。

我們可以測量在劇場中所上演劇目的色情與暴力指數：我們可以設計一套指標，統計測量《羅密歐與茱麗葉》還是《哈姆雷特》裡頭，出現了多少次暴力鬥毆，又出現了多少次的陰謀暗殺，裡頭又出現了多少次的通姦亂倫，還有大開黃腔。我們可以測量戲劇對於觀眾的效果，測量最後因為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悲劇結局落淚的人中，男性與女性觀眾的比例又是多少，我們可以討論這些戲是一上演對於倫敦就很有影響？還是沒什麼影響？還是一個戲雖然上演了，但是要你的朋友告訴你這個戲很值得一看，所以才會對你產生影響？

我們可以了解再現，分析《威尼斯商人》裡頭的威尼斯到底是不是威尼斯的樣子，丹麥王子所在的丹麥是不是又是真的丹麥？有多少觀眾相信劇中的威尼斯就是真正的威尼斯？丹麥就是那樣的丹麥？

我們可以測量政治與商業又是如何干預、介入、影響劇團的運作與演出內容。劇團平常是透過商業演出維持生計，那麼這些劇團豈不是都只是迎合觀眾的品味？劇團也經常需要進宮獻戲，甚至許多劇團直接隸屬宮廷或貴族，那麼劇作的內容是否受到了宮廷趣味的影響？我們也可以發份問卷給馬羅與莎士比亞，做個勞動條件調查，調查他們平常需要工作多久、寫一部劇作需要花上多久的時間，收入又是多少，在劇場工作有沒有工作權的保障？而到了詹姆士一世下令關閉倫敦戲院的時候，又是怎樣的一場政治打壓。

好了，我們得到了這些知識，對於我們，這些知識也都是有用的知識。當我們把整個十六世紀末的倫敦當作是一個整體，把觀眾當作是一個整體，把劇場工作者是一個整體，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方法了解整體的概況，我們可以知道大體來說倫敦的劇場文化大概是怎麼樣子，但是除了這些知識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知識，看重的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特殊人物的特殊活動。這些特殊人物並不能夠作為整個環境的代表，但代表的卻是在某個時代甚至人類整體可以將最高成就拉拔到怎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測量《羅密歐與茱麗葉》或《哈姆雷特》裡頭出現了多少暴力情節或色情場面，但是這樣的指標並不能夠涵括劇作的全部意義。我們可以知道平均收入有多少、合約時間是多長，但是馬羅的戲劇生涯是這樣被決定的嗎？莎士比亞是因為這些量表這些指標才成為莎士比亞？拿掉了這些政治的、商業的限制，世界上是不是就會有更多的莎士比亞？

有另外一種知識所關心的問題在於，同樣是在十六世紀末的英國，馬羅為什麼是馬羅，莎士比亞為什麼可以是莎士比亞。莎士比亞的生平到現在還是有著考證的困難，而為什麼要考證他的生平，在於這一種知識想要了解的是莎士比亞到底走過怎樣的軌跡，他是以怎樣的途徑找到他的繆斯與靈感，他在同樣的時空環境中有過怎樣特殊的感受，他在他的作品中面對的是怎樣的自我，又是想要和誰、怎樣和誰對話。

這兩種知識與訓練應該是並行不悖的。你可以一邊從整體大環境切入，知道個別人物所處的環境背景，然後對照看出人物的特殊性；人固然不能夠脫離社會存在，但是個人始終是個人，你能夠想像（或忍受）在學院的文學系或是戲劇系裡頭成天所做的工作、訓練，是幫劇本編碼、是在劇院門口發問卷，是在劇團裡頭做深入訪談，但卻不知道莎士比亞是誰、易卜生是誰、貝克特是誰、關漢卿湯顯祖又是誰？又能夠想像在編劇課堂上老師拿出來的只是一套如何寫出好劇作的理論，但是你卻沒看過多少真正所謂的好作品。

各種社會科學方法所產生的知識是有其用處，但是在一門人文訓練的過程中，相較起來，可說是屬於外圍的知識，但是，如果你要訓練的不只是戲劇史的考證家、戲劇理論家、或劇場社會學的研究者，而是要訓練劇場中的編導工作者，那麼，除了研讀各種十六世紀英國劇場研究之外，更有意義的是，肯定好的劇作的存在，研讀好的作品，確立特殊性，確立經典、研讀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