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每天晚上都在看公共電視八點電視劇《風中緋櫻—霧社事件》。這個星期的劇情，主要在交代娥賓‧塔達歐、以及比荷‧瓦利斯等角色的童年時期，發生在1910年代的故事。不曉得之後十來集的內容如何，就這個星期的劇情來看，《風》是一部充滿音樂與醇酒的電視劇。

在音樂方面，除了由范宗沛打造配樂外，也很巧妙的使用了音樂，呈現了當時日本人的和化政策、原住民部落傳統文化之間的衝突。比方說，表現賽德克「番童」花崗一郎、二郎，以及娥賓取了日文名字「高山初子」，在埔里小學接受日本教育時，就是不斷的唱頌一首日文歌謠，而不願意接受日本教育的比荷，就以部落傳統歌謠對抗，整個劇情，就在兩種歌謠的交響之間不斷開展。在莫那‧魯道初次反抗日本警察，趁著日本警察前往神社參拜奪槍失敗被捕後，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便在警局外吟唱哀歌，點出了莫那‧魯道當時無力的心境。甚至，由蔡鎮南演出的雜貨店老闆巫金墩，在開店的空檔也拿出書本，用河洛古音放聲吟唱〈楓橋夜泊〉，在聽覺上，是享受的。

酒在劇中的角色也是如此，《風》劇中用日本清酒與原住民的小米酒，展現日本殖民政府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的矛盾，由日本演員岩野央（我覺得他是這齣戲表現最好的演員）扮演的警察小島源治，在公餘前往酒館時，喝光了店裡所有的清酒，漢人店家說還有小米酒可以喝，他就滿心不高興，因為他在「理番」時與部落一同喝小米酒，其實心中都是滿心的不甘願。喝酒是部落青年的豪情，而部落青年如比荷，在出草打獵等傳統的生活方式都被禁止，一身精力無從宣洩時，只能寄情杯中物，就是滿腹說不出的苦悶。而頭目莫那‧魯道，則感嘆日本人來了之後，部落喝酒卻從原本的神聖變成了墮落，莫那‧魯道被逮捕之後，從家中送來的，就是酒。

音樂與醇酒是《風》的重要元素，所以可以這麼說，《風》是這麼演的：大概每五分鐘就要唱一首歌，每三分鐘就要喝一次酒。特別是喝酒，在星期五的劇情中，比荷在喝酒鬧事，莫那‧魯道還有塔達歐‧莫那將他領回之後，塔達歐‧莫那才剛要比荷不要喝酒，又說他瞭解比荷的心情，拿出隨身攜帶的酒瓶要比荷喝上一口，展現兄弟之間的情義，又開始喝酒。

不過，無論是音樂與醇酒，無論是壯麗的台灣山地風光，無論是古意盎然的布景，《風》這部戲給人最深刻的印象，還是在語言的突兀怪異運用。在劇中日本警察說日文，劇中漢人說的是河洛話，而泰雅賽德克族人則全是一口國語，一口台灣從戰後國民黨執政到現在的官方語言，所以日本警察在用日文斥責了族人之後，還要用生硬的國語再說一次，這樣部落居民才聽的懂，漢人與原住民交談時，先說兩句河洛話，講著講著又一道說起了國語，娥嬪與一郎、二郎在學校裡頭，也是先講日文，講了講，又開始講國語。劇中原住民角色所說的國語，也不是過去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那套標準國語，而是有著相當濃厚的，很刻板印象的原住民國語腔調。

而也不僅只是不同族群之間使用不同的語文，而是劇中每個角色的對白之中，都是各種語言混雜，比方說，娥賓小時候在部落裡頭，稱呼日本人是用部落的說法，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念起來像是Onoduru，接受了日本教育之後，則使用日文，稱呼日本人為Nihonjin，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句子：「Ichiro，不管我們怎麼受了Nihonjin的教育，但是我們還是要保有Gaya的傳統。」要不是因為影片還有配上字幕，我想，我還真聽不懂劇中人在說些什麼。

《風》的整個敘事結構採用倒續法，用霧社事件最後少數的生還者娥賓的角度，用她在1995年時對過去回憶的口吻，描述在七、八十年前發生的事蹟，不時穿插娥賓的旁述口白。無論劇中怎麼表現日本殖民政府、漢人或原住民，原住民是《風》劇中的主體，《風》用的是原住民當事人的眼光，是可以確定的。但是我直覺感受到的，是在一部主要在刻畫歷史人物的性格，某種意義上再現歷史意義，讓原住民發聲的戲劇作品，卻還是得要用官方的、主流的語言發聲，但卻又不是用國語現在的「正統」，去對應原住民史觀的「正統」，刻意不標準的國語，卻又充滿了那些講官方語文的人，過去對原住民的刻板認識與想像，像是雖然《風》要用原住民的眼光看霧社事件，但是其實並沒有原住民自己的視界，而是借用「國語」這樣的眼光去看霧社事件，也用「國語」看待自己，接受自己這麼被觀看。

為什麼《風》不能夠以泰雅族的語言演出呢？

為什麼莫那‧魯道非要說國語不可呢？

今天是戲劇節，戲劇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