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已經接連發生了兩起新兵自殺的事件。九日時在高雄鳳山陸軍官校受訓的新兵鄭杰允，凌晨在寢室頂樓上吊自殺；台中縣清泉崗營區二兵王志榮昨天（二十二日）凌晨站崗時，以皮帶在崗哨上吊自殺，根據二十二日聯合晚報的報導，「上午7時30分父母與阿嬤接獲軍方通知趕到營區，看到王志榮還懸吊柱子上」。如果加上六日的旗山聯勤彈藥庫爆炸事件，少尉洪端隆等三位官兵在搬運砲彈過程中不幸引爆砲彈殉職，這個月軍中已經發生了三起軍紀安全事件。

先來看昨天的王志榮事件。我很願意相信聯合報報導與王老先生的說法：「王父說，日前兒子打電話回家，表示在部隊常遭老兵欺侮，他負責看守警閉室，常被老兵要求把垃圾倒在被罰關警閉的士兵身上，他做不出來，就受處罰。」這樣說來，王志榮該說是一位狷者，狷者有所不為，而這年頭，有所不為比有所為還要困難。

我對於王志榮事件覺得最奇怪的地方，在於時間方面的問題，根據報導，王下部隊的時間是上個月二十六日，距離昨天還不滿一個月，就擔任了衛勤工作。就我服役期間的印象，記得有為了避免軍紀安全事件，新兵下部隊需要調適一個月之後，才開始擔任衛哨勤務的規定，王志榮的狀況並不符合我印象中的狀況。或這麼說—新兵下部隊的調適時間怎麼不見了？

提一個粗糙的說法—畢竟我也不了解現在部隊的狀況究竟如何。現在台灣義務役服役的期限逐漸縮短，但是在台灣卻很少討論在縮短役期應有的配套，而多在當兵太花時間，所以怎樣縮短役期，可以讓役男回到民間從事生產、拼經濟這樣的問題上打轉，推動募兵制也多只在怎樣讓更多的人不用服役，而在還看不出募兵制要怎樣全面推動，就先後看到了許多縮短役期的政策。

役男在服役期間，經過訓練、調適，之後才是下部隊服務，在役期不斷縮減的狀況下，在下部隊之前的訓練與調適階段，也同時被犧牲。或許可以說，役期縮減之後當兵是更輕鬆，但換個角度來想，縮短役期之後，會造成的可能是部隊中存在更多的不教而殺。就算要縮短訓練的時間，下部隊之後所擔任的工作的重要性，也應該要縮短的訓練時間成一個比例。

我一直相信，台灣要推動募兵制，第一步該是廢除預官，是在基層少尉軍官職務都可以由志願役軍人擔任，領導與幕僚等幹部職位都可以在役期較久者擔任的狀況下，從人事開始推動部隊的專業化，台灣才有推動募兵制的本錢，但是台灣這幾年下來的發展，卻整個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也因此納悶，在兵役政策問題重重的狀況下，花上六一○八億的軍購，最後會被怎樣的軍人使用？

旗山彈藥庫意外發生的時間也很奇怪，發生在週日，週日為什麼要作業、搬運彈藥？在當時的報導中說，軍方成立小組調查，不知道在這兩週來，軍方調查出了什麼。

而根據東森電子報的報導〈旗山聯勤彈藥庫爆炸　軍方謝絕救護　消防人員無奈〉，又讓人更扼腕了：「高縣消防局獲悉主動調派救護車趕往救人，但是救護車卻在該彈藥庫大門前遭軍方阻擋『拒絕進入』，讓消防人員感到一臉錯愕」「雖然消防人員苦口婆心勸稱，救人最重要，希望軍方勿因為了封鎖消息而草菅人命，盡快把傷患送至醫院急救，但仍徒勞無功，軍方人員表示將自行處理即可，並要求救護車趕快離開營區門前。 」

從今年開始，精進案大幅裁縮軍醫部門，包括大幅裁撤軍醫院，而在今年年中因為幾波抗議示威，以及立委的反應，國軍基隆醫院、金門醫院與馬祖醫院，裁撤計畫擱置，才不至於裁撤。之所以要裁撤軍醫，主要的原因是現在軍人已經納入了全民健保體系，所以可以將醫療工作，從部隊中外部化。照這樣的思維，軍中的健康與醫療問題，理應與民間或其他政府機關的醫療機構，有著更密切的互動，但是在營區中發生像這樣重大意外的時候，軍中卻是打算「自行處理」，在軍中醫療資源愈來愈少的狀況下，軍中打算怎麼自行處理？以後又打算怎麼「自行處理」？「全民國防」的口號是誰喊的？「全民國防」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從這樣的事件中，驗證了什麼是軍方所稱的「全民國防」？

在十一月底提到軍中的問題，難免又想到差事劇團與王默林下個月要演出的舞台劇《軍史館殺人事件》。在年中的時候我就很直覺的注意到這場演出，也很好奇這樣的題材會被怎樣表現，對我而言，我似乎有那麼一點對號入座的味道，軍史館事件發生於我幾年前在金門服役期間，差事劇團要處理事件中的小兵，我總要一種想要瞧瞧這樣的劇作，要怎樣處理像我這樣世代的台灣男性的心理。這個月初差事劇團團長鍾喬在blog上寫了：

誠然，「軍史館事件」曾經是報章上駭人聽聞的重大新聞。據傳，也曾經被專肆炒作的電視媒體視作熱門、聳聽的題材，粗糙地出現在類似「追縱報導」的羶色腥 節目中。因而，導致當事人家屬備受內心的折騰與煎熬。然而，恰恰是對於這樣動輒輕易以真實做為幌子，實則為操控收視市場之媒體的反思與批評，「差事劇團」和王墨林先生，從一件社會案件中找到了共同的視線。這道視線，主要不是擺在「再現」某個事件的意涵上﹔而是，從這樣一樁曾經入人耳目，卻未曾被結構性看待的議題上，以劇場藝術的「表現」，將長久以來環繞於像台灣這樣「冷戰國家體制」上空的陰霾具體而形像地呈現於舞台上。

流行於選票文化市井中的宣傳，經常以「自由」、「民主」來比喻我們邁進現代化門檻的身姿。這樣的身姿經常挾精英意識的傲慢動員民眾的民粹情緒；當然，在當前的歷史階段，或得以令人心醉而眩惑。重要的是，這樣的身姿，到底真為民眾的經濟民主服務呢？或為國際覇權勢力所趨使呢？王墨林先生的「軍史館殺人事件」在當前這樣因價值曖眛而認知倒置的現世中，意圖以劇場的詩意力量拆解國家暴力的記憶。這無論在台灣或東亞而言，都是緊迫的藝術表現課題。因為，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對於國家基於何種理由必須啟動內戰的按紐﹔又這樣的按扭到底如何內化到軍人／民眾身體內部一事，始終處於被「冷戰宣傳」刻意消音或淹沒的狀態下。

如此，我們啟動了挖掘國家暴力的另類按扭。以一種具存於劇場中的隱喻視線，在稱作「國家」的劇院中搜尋。

看來《軍史館殺人事件》要處理的，是冷戰宣傳的意識形態問題，因為某種意識形態存在，照著這個意識型態做，最後出了問題。但就我的感受，對抗了軍方的意識形態，那樣的體制還是在那邊，而軍史館事件所處的時刻，正是從原本的體制，轉變成另外一種體制的大混亂，我還是會看重違規支援調用這類的問題，而從1998年來開始台灣部隊的大變動，也不知道該不該算是緊迫的藝術課題。還有，我覺得台灣軍隊最大的問題不在於他們宣傳了什麼，而是，不管他們宣傳什麼，他們根本就沒有照著他們所宣傳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