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則軍紀安全事件與幾則問題

這個月已經接連發生了兩起新兵自殺的事件。九日時在高雄鳳山陸軍官校受訓的新兵鄭杰允,凌晨在寢室頂樓上吊自殺;台中縣清泉崗營區二兵王志榮昨天(二十二日)凌晨站崗時,以皮帶在崗哨上吊自殺,根據二十二日聯合晚報的報導,「上午7時30分父母與阿嬤接獲軍方通知趕到營區,看到王志榮還懸吊柱子上」。如果加上六日的旗山聯勤彈藥庫爆炸事件,少尉洪端隆等三位官兵在搬運砲彈過程中不幸引爆砲彈殉職,這個月軍中已經發生了三起軍紀安全事件。

先來看昨天的王志榮事件。我很願意相信聯合報報導與王老先生的說法:「王父說,日前兒子打電話回家,表示在部隊常遭老兵欺侮,他負責看守警閉室,常被老兵要求把垃圾倒在被罰關警閉的士兵身上,他做不出來,就受處罰。」這樣說來,王志榮該說是一位狷者,狷者有所不為,而這年頭,有所不為比有所為還要困難。

我對於王志榮事件覺得最奇怪的地方,在於時間方面的問題,根據報導,王下部隊的時間是上個月二十六日,距離昨天還不滿一個月,就擔任了衛勤工作。就我服役期間的印象,記得有為了避免軍紀安全事件,新兵下部隊需要調適一個月之後,才開始擔任衛哨勤務的規定,王志榮的狀況並不符合我印象中的狀況。或這麼說—新兵下部隊的調適時間怎麼不見了?

提一個粗糙的說法—畢竟我也不了解現在部隊的狀況究竟如何。現在台灣義務役服役的期限逐漸縮短,但是在台灣卻很少討論在縮短役期應有的配套,而多在當兵太花時間,所以怎樣縮短役期,可以讓役男回到民間從事生產、拼經濟這樣的問題上打轉,推動募兵制也多只在怎樣讓更多的人不用服役,而在還看不出募兵制要怎樣全面推動,就先後看到了許多縮短役期的政策。

役男在服役期間,經過訓練、調適,之後才是下部隊服務,在役期不斷縮減的狀況下,在下部隊之前的訓練與調適階段,也同時被犧牲。或許可以說,役期縮減之後當兵是更輕鬆,但換個角度來想,縮短役期之後,會造成的可能是部隊中存在更多的不教而殺。就算要縮短訓練的時間,下部隊之後所擔任的工作的重要性,也應該要縮短的訓練時間成一個比例。

我一直相信,台灣要推動募兵制,第一步該是廢除預官,是在基層少尉軍官職務都可以由志願役軍人擔任,領導與幕僚等幹部職位都可以在役期較久者擔任的狀況下,從人事開始推動部隊的專業化,台灣才有推動募兵制的本錢,但是台灣這幾年下來的發展,卻整個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也因此納悶,在兵役政策問題重重的狀況下,花上六一○八億的軍購,最後會被怎樣的軍人使用?

旗山彈藥庫意外發生的時間也很奇怪,發生在週日,週日為什麼要作業、搬運彈藥?在當時的報導中說,軍方成立小組調查,不知道在這兩週來,軍方調查出了什麼。

而根據東森電子報的報導〈旗山聯勤彈藥庫爆炸 軍方謝絕救護 消防人員無奈〉,又讓人更扼腕了:「高縣消防局獲悉主動調派救護車趕往救人,但是救護車卻在該彈藥庫大門前遭軍方阻擋『拒絕進入』,讓消防人員感到一臉錯愕」「雖然消防人員苦口婆心勸稱,救人最重要,希望軍方勿因為了封鎖消息而草菅人命,盡快把傷患送至醫院急救,但仍徒勞無功,軍方人員表示將自行處理即可,並要求救護車趕快離開營區門前。 」

從今年開始,精進案大幅裁縮軍醫部門,包括大幅裁撤軍醫院,而在今年年中因為幾波抗議示威,以及立委的反應,國軍基隆醫院、金門醫院與馬祖醫院,裁撤計畫擱置,才不至於裁撤。之所以要裁撤軍醫,主要的原因是現在軍人已經納入了全民健保體系,所以可以將醫療工作,從部隊中外部化。照這樣的思維,軍中的健康與醫療問題,理應與民間或其他政府機關的醫療機構,有著更密切的互動,但是在營區中發生像這樣重大意外的時候,軍中卻是打算「自行處理」,在軍中醫療資源愈來愈少的狀況下,軍中打算怎麼自行處理?以後又打算怎麼「自行處理」?「全民國防」的口號是誰喊的?「全民國防」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從這樣的事件中,驗證了什麼是軍方所稱的「全民國防」?

在十一月底提到軍中的問題,難免又想到差事劇團與王默林下個月要演出的舞台劇《軍史館殺人事件》。在年中的時候我就很直覺的注意到這場演出,也很好奇這樣的題材會被怎樣表現,對我而言,我似乎有那麼一點對號入座的味道,軍史館事件發生於我幾年前在金門服役期間,差事劇團要處理事件中的小兵,我總要一種想要瞧瞧這樣的劇作,要怎樣處理像我這樣世代的台灣男性的心理。這個月初差事劇團團長鍾喬在blog上寫了:

誠然,「軍史館事件」曾經是報章上駭人聽聞的重大新聞。據傳,也曾經被專肆炒作的電視媒體視作熱門、聳聽的題材,粗糙地出現在類似「追縱報導」的羶色腥 節目中。因而,導致當事人家屬備受內心的折騰與煎熬。然而,恰恰是對於這樣動輒輕易以真實做為幌子,實則為操控收視市場之媒體的反思與批評,「差事劇團」和王墨林先生,從一件社會案件中找到了共同的視線。這道視線,主要不是擺在「再現」某個事件的意涵上﹔而是,從這樣一樁曾經入人耳目,卻未曾被結構性看待的議題上,以劇場藝術的「表現」,將長久以來環繞於像台灣這樣「冷戰國家體制」上空的陰霾具體而形像地呈現於舞台上。

流行於選票文化市井中的宣傳,經常以「自由」、「民主」來比喻我們邁進現代化門檻的身姿。這樣的身姿經常挾精英意識的傲慢動員民眾的民粹情緒;當然,在當前的歷史階段,或得以令人心醉而眩惑。重要的是,這樣的身姿,到底真為民眾的經濟民主服務呢?或為國際覇權勢力所趨使呢?王墨林先生的「軍史館殺人事件」在當前這樣因價值曖眛而認知倒置的現世中,意圖以劇場的詩意力量拆解國家暴力的記憶。這無論在台灣或東亞而言,都是緊迫的藝術表現課題。因為,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對於國家基於何種理由必須啟動內戰的按紐﹔又這樣的按扭到底如何內化到軍人/民眾身體內部一事,始終處於被「冷戰宣傳」刻意消音或淹沒的狀態下。

如此,我們啟動了挖掘國家暴力的另類按扭。以一種具存於劇場中的隱喻視線,在稱作「國家」的劇院中搜尋。

看來《軍史館殺人事件》要處理的,是冷戰宣傳的意識形態問題,因為某種意識形態存在,照著這個意識型態做,最後出了問題。但就我的感受,對抗了軍方的意識形態,那樣的體制還是在那邊,而軍史館事件所處的時刻,正是從原本的體制,轉變成另外一種體制的大混亂,我還是會看重違規支援調用這類的問題,而從1998年來開始台灣部隊的大變動,也不知道該不該算是緊迫的藝術課題。還有,我覺得台灣軍隊最大的問題不在於他們宣傳了什麼,而是,不管他們宣傳什麼,他們根本就沒有照著他們所宣傳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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