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Ernst Toller的時候，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Ernst Toller在1927年與導演Erwin Piscator合作的 Hoppla, Wir leben! 當中，出現了在劇場當中影片的使用，比方說，在序幕當中主角Karl Thomas等人因為參與1918年革命入獄，到了第一幕時則是開始演出Karl Thomas等出獄之後的劇情，在序幕到第一幕之間，便透過播放紀錄電影的方式，表現出時間的推移，透過播放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發生的戰爭等1919到1926年的大事，表現時間已經從1919年到了1926年。另外還有一幕，則是在舞台上播放了一段全世界都在發生戰爭的景況。

Hoppla, Wir leben! 某種角度來看，可以說是Toller的顛峰之作，當然，這個時候的Toller已經離開了表現主義風格，而走向一個較為寫實但是較諸寫實主義又不那麼寫實的一種風格，叫做New Objectity，這種風格好像大部分的戲劇教科書都沒有寫到，Toller雖然被譽為是表現主義劇作家，但其實只有他的前兩部作品屬於表現主義。這些暫且不表，Toller的劇作元素在1921年之後更為豐富，而在 Hoppla, Wir leben! 在舞台上使用電影，也是他的第一次嘗試。而能夠在舞台上使用電影表現，某方面來看也是Piscator的功勞，因為Hoppla, Wir leben!也是為了Piscator所建的新劇場開幕所做，是在新的劇場技術上所得到的成果。

那麼，Hoppla, Wir leben!能不能夠視為是多媒體劇場的濫觴呢？近期的Toller劇本英譯者Pearlman也說，他在六○年代在校園中的實驗劇場，也嘗試了電影的使用，認為自己也是受到了Toller的影響，不管怎樣，1927年就在舞台上使用電影，的確是一個相當早的時間，但還是不能夠確定到底是不是。

以後等書再唸多一些，來做一個多媒體劇場源流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