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體劇場亂考

在讀Ernst Toller的時候,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Ernst Toller在1927年與導演Erwin Piscator合作的 Hoppla, Wir leben! 當中,出現了在劇場當中影片的使用,比方說,在序幕當中主角Karl Thomas等人因為參與1918年革命入獄,到了第一幕時則是開始演出Karl Thomas等出獄之後的劇情,在序幕到第一幕之間,便透過播放紀錄電影的方式,表現出時間的推移,透過播放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發生的戰爭等1919到1926年的大事,表現時間已經從1919年到了1926年。另外還有一幕,則是在舞台上播放了一段全世界都在發生戰爭的景況。

Hoppla, Wir leben!

Hoppla, Wir leben! 某種角度來看,可以說是Toller的顛峰之作,當然,這個時候的Toller已經離開了表現主義風格,而走向一個較為寫實但是較諸寫實主義又不那麼寫實的一種風格,叫做New Objectity,這種風格好像大部分的戲劇教科書都沒有寫到,Toller雖然被譽為是表現主義劇作家,但其實只有他的前兩部作品屬於表現主義。這些暫且不表,Toller的劇作元素在1921年之後更為豐富,而在 Hoppla, Wir leben! 在舞台上使用電影,也是他的第一次嘗試。而能夠在舞台上使用電影表現,某方面來看也是Piscator的功勞,因為Hoppla, Wir leben!也是為了Piscator所建的新劇場開幕所做,是在新的劇場技術上所得到的成果。

那麼,Hoppla, Wir leben!能不能夠視為是多媒體劇場的濫觴呢?近期的Toller劇本英譯者Pearlman也說,他在六○年代在校園中的實驗劇場,也嘗試了電影的使用,認為自己也是受到了Toller的影響,不管怎樣,1927年就在舞台上使用電影,的確是一個相當早的時間,但還是不能夠確定到底是不是。

以後等書再唸多一些,來做一個多媒體劇場源流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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