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本是前兩天我在玩shoutcast線上廣播時所提到的一段，這兩天想想覺得還是應該寫下來。常常聽到有這樣的說法，劇場是社會的藝術，是社會運動的手段或呈現方式，不過嘛，當這一兩個月時間台灣社會被SARS嚴重衝擊的時候，政府、媒體、各種組織沸沸揚揚，跟劇場相關的說法，有是有，不過卻沒有看到多少，我覺得我接下來要寫的東西想來是在掉書袋，不過既然沒什麼人在寫SARS與劇場的東西，那麼我便摸摸鼻子硬著頭皮亂說吧。

先前在報章上看到唯一與SARS及劇場相關的文字，是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陳芳英，在某報論壇上的投書。這篇文章我一時間忘記放到那邊去了，憑著印象寫，可能會有錯，如果那邊弄錯煩請指正，內容大抵是，像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等等在SARS疫情當中，不幸犧牲，是社會的悲劇，根據亞里斯多德在著作《詩學》中的悲劇理論，當觀眾看到悲劇的時候，便會產生悲憫以及恐懼的移情效果，最後達到滌淨（Catharsis）的社會目的，所以即便是這樣的悲劇，對社會來說也具有正面的作用，所以籲請台灣的新聞傳播媒介，在報導這類悲劇時，便應該積極發揮這樣的正面效果。

我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總覺得用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理論解釋SARS悲劇，好像就是哪裡不對勁。比方說，以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來看，像護理長、剛從學校畢業的醫生這類人物，都不符合作為悲劇英雄的條件，悲劇英雄應該是原本便優異於常人的人物，而不是平凡人，而他們在戲劇上頂多只能稱得上是反英雄。再者，要能夠達到滌淨效果，是因為悲劇英雄具備了悲劇缺點，這項悲劇缺點造成了英雄的不幸，所以觀眾在欣賞一齣悲劇之後，便從此將劇中提到的悲劇缺點，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抹去，這種抹去自己與劇中相同的缺點的效果，便是所謂的滌淨。

所以用這套理論來看SARS當中的犧牲者，這便很奇怪，你說，陳靜秋護理長他們的悲劇缺點是什麼呢？他們是犯了什麼過錯造成了自己的不幸？我想不出，他們是因為在防疫的前線才不幸犧牲，這是缺點嗎？不是吧。反倒是前衛生署長涂醒哲的表現，可能還比較接近亞里斯多德式的悲劇，可以這麼說，只注意政治事務而忽視基層衛生工作，是涂醒哲的悲劇缺點，他因為政治手腕—包括先前的舔耳案—而逐步攀升並且獲得高度曝光，但就是因為過度重視政治事務，所以在SARS疫情爆發時疏於防範，導致他的黯然下台—瞧！活似因為驕傲造成悲劇的伊底帕斯王故事翻版。

在SARS疫情中犧牲不啻是一場悲劇，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是可以用亞里斯多德理論解釋的悲劇。而或許陳芳英的重點也不在於戲劇理論的嚴謹詮釋，而在於強調悲劇的社會功能，可是如同前述，因為對滌淨功能的解釋似乎過於草率，就算有悲憫恐懼，欣賞者的「什麼」被滌淨了呢？這所謂的正面意義在亞里斯多德理論的邏輯下，恐怕是行不通。

而或許在此引用亞里斯多德悲劇理論，其目的就像晚近批評家所說的一樣，亞里斯多德的滌淨效果其實是一種社會控制，在欣賞者滌淨的同時，是要消去缺點，好符合由君王、貴族以及戲劇審查者所建立的社會秩序的要求。陳芳英所期待的，也就是社會從SARS的驚惶中，恢復原來的秩序與運作吧。

可是災難、疾病與劇場的關係，也並非如此，今天看到有人將人們在SARS疫情中死去視為是悲劇，可是以亞陶的劇場理論來看，他會說，劇場就應該要像SARS一樣呵。亞陶曾經說過，劇場的功能就應該要像瘟疫一樣，全面性的、毫無偏私的攻擊社會，撼動原有的秩序，在瘟疫下的社會只有兩種結局，一是死亡，二是重生，而當時已經可以說是死亡的文化與社會，需要的就是一場瘟疫。換做今天，亞陶應該會說，劇場中人啊，我們的演出，就是應該要像SARS一樣，攫取媒體的注意，獲得社會的目光，動搖一切，讓世界再生吧。

我在廣播中是這麼說的，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與亞陶的劇場理論有著這樣的差別，或許是因為一是哲學家，一是劇場運動者。而我覺得應該這麼說會更為恰當，一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一是社會秩序的顛覆者、革命者、再造者，一是要將社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一是要創造社會的變化與流動，而前後兩者，都是戲劇。

所以從劇場看SARS，由劇場看社會，陳芳英只用了一種方法、一種視線，這是我在報上前後看到唯一的一篇，但這不是劇場視野的全貌。但行文至此，我對劇場是一種社會的藝術的想法則又有了更多的動搖，你說，哪一個報紙的民意論壇，會刊出像我這篇，講誰將《詩學》應用在社會現象上是錯是對的爭辯呢？而討論戲劇理論，也好像就只能夠限制在某些版面、某些期刊。

另，最近打算好好再讀一下《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