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僻的題目，古老的理論，垃圾般的言說…

在托勒的《轉變》與《亨克曼》兩部劇作中，聖誕禮物都具有重要的位置。聖誕禮物的出現，都是在全劇的開始部分，在《轉變》中是在第一站第一畫面出現，而在《亨克曼》也是在第一幕中出現。在《轉變》第一畫面的場景，就設定在聖誕節，主角佛萊德瑞克為了因為他本身的猶太身份不能夠參與聖誕節的各種慶祝活動而苦惱，從朋友處聽到了市區正在招募兵員從軍的時候，佛萊德瑞克說：

在《亨克曼》中，要給妻子格麗塔一份聖誕禮物，是主角亨克曼決定要出門覓職，找份工作來做的理由，他說

這兩部劇作都以聖誕禮物為開始，在聖誕禮物出現後，藉由此開啟之後的主要情節，如果佛萊德瑞克沒有收到這份來自祖國的聖誕禮物，那麼他也便不會從軍，也便不會搭上第二畫面當中的運兵列車，也不會在戰場上遭遇到種種的現實殘忍，更不會肇生之後心態、認同與政治意識型態的種種轉變。而如果亨克曼不是為了要給格麗塔一份聖誕禮物，那麼他也不會出門找工作，也就不會在馬戲團中扮演生吞老鼠的英雄，也不會因為他不在家，所以讓保羅有機可乘，不會讓保羅有親近格麗塔、發生通姦的機會，也可以避免全劇最後格麗塔與亨克曼之間的誤會與格麗塔的自殺。所以可以這麼說，沒有聖誕禮物，就不能夠構成這兩部劇作，而《轉變》與《亨克曼》，其實也就是聖誕禮物的悲劇。

在這兩齣戲劇中聖誕禮物的使用，筆者認為可以視為是亞里斯多德戲劇理論當中所說的悲劇缺點（hamartia）。—悲劇缺點一詞還有其他的說法，包括悲劇性缺陷（Tragic Flaw）、誤判（miscalculation）等。 亞里斯多德談論悲劇缺點，是出自其戲劇理論著作《詩學》的第十三章，他認為理想的悲劇，應該是讓主角介於大善與大惡之間，本身具有一定的品性，他們困於厄運，並不是因為品性惡劣，而是出自於本身的某些缺陷所造成，而這些缺陷便是所謂的悲劇缺點。所以悲劇的劇情安排，也就是要好運轉到厄運，這樣才能夠激起觀眾的恐懼與同情之心。 而關於悲劇缺點，戲劇理論家馬文‧卡森（Marvin Carlson）認為，悲劇缺點一詞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派主張是道德的方面的缺點，接近在基督教義中罪惡的說法，另外一派則認為是屬於智識方面的，不過因為亞里斯多德在同一段落中，也有提到如美德（virtue）、惡習（vice）等詞彙，悲劇缺點比較有可能指向關於道德方面的方向。

亞里斯多德在第十三章之前，便已經在第六章時，提到了痛苦、恐懼與同情的作用，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是對某種嚴肅、完美和宏大行為的模仿，它藉由各種富有增華功能的各種語言形式，並把這些語言形式分別用於劇中的每個部分，是以行動而不是以敘述的方式摹仿對象，通過引發痛苦和恐懼，以達到讓這類情感得以淨化的目的。」 當代戲劇理論家波瓦（Augusto Boal）在著作《被壓迫者劇場》（Theater of the Oppressed）中指出，亞里斯多德戲劇的最重要目的就在於引發淨化（catharsis），其他如三一律以及關於戲劇結構的討論等，都是亞里斯多德戲劇理論次要的面向，而所謂的淨化，是一種社會控制效果，他稱為是「悲劇壓制系統」。波瓦認為，亞里斯多德所說戲劇是對自然的模仿，所謂的模仿，其實是一種理想的狀態的再創造，最後的目的在於塑造一理想的狀態，而這理想的狀態在亞里斯多德的眼中，就是合於憲法，而要達到此一理想的狀態，就是要透過悲劇壓制系統所發出的淨化效果，而這套系統中的重點，便在於悲劇性弱點。為什麼？因為淨化、洗滌要洗去什麼呢？就是要將悲劇性弱點洗去。

對於悲劇性弱點，波瓦的說法不同於前述卡森的說法，認為是道德層面的問題，因為「亞里斯多德並沒有建議詩人把焦點鎖定在邪惡的角色上，相反的，悲劇英雄應該從他生命的根本巨變中嚐到痛苦…但這不應該是惡行的後果」波瓦對悲劇性弱點的定義是：

而淨化效果，必須透過詩學中所說的「遽變」（peripeteia）、「承認錯誤」（anagnorisis）、「大災難」（catastrophe）三個相互依賴的元素引發，並且透過三個清楚的階段完成這項工作。

第一個階段：悲劇性弱點的激發。悲劇英雄在觀眾的移情陪伴下，沿著通往幸福的道路向上攀爬，接著出現一個大逆轉：同樣在觀眾的陪伴下，他開始由幸福的顛峰轉向不幸的災難。

第二個階段：角色承認自己的錯誤。透過「合理化—推論「的移情關係，觀眾也因此承認自己的錯誤、自己的悲劇性弱點以及違背憲法的缺點。

第三個階段：大災難。悲劇主角在自己生命的結束或愛人的死去等殘暴形式中，嚐到了自己錯誤的行為所帶來的痛苦後果。

淨化：觀眾被如此恐怖的大災難所驚嚇，而他的悲劇性弱點也因此被洗滌了。

波瓦也說，在亞里斯多德的悲劇壓制系統中，悲劇性弱點除了會帶給悲劇英雄厄運外，另一方面，會讓英雄在一開始時獲得好運與幸福狀態。比方說，伊底帕斯（Oedipus）是因為桀傲自豪而成為了一位偉大的國王，希波利塔斯（Hippolytus）因為蔑視愛神所以更加崇敬愛慕其他的神明，而因為對於國家利益的極度關懷，克里昂（Creon）在《安蒂岡妮》（Antigone）劇中一開始是一位偉大的首領，處在幸福的高峰。

所以將聖誕禮物當作是《轉變》當中的悲劇缺點，便可以看到，佛萊德瑞克最初因為無法參加聖誕節慶祝而鬱鬱寡歡，但是在接受了志願從軍這份聖誕禮物的同時，就是他最幸福的時刻，但從第二畫面開始，他所面對的就是一連串的災難。而亨克曼最初因為金絲雀被妻子格麗塔的母親刺瞎而陷入情緒低潮，但是在決定要給格麗塔一份禮物的時候，便重拾信心，並且出門順利找到工作，在亨克曼懷著要給格麗塔禮物在馬戲團辛勤工作時，便是亨克曼幸福的高峰，但是觀眾也驚駭的發現，他正逐漸走向厄運，走向最後格麗塔自殺的大災難。雖然《轉變》的結尾部分並不像波瓦所說的大災難，不過《轉變》同樣可以視作是一齣具有淨化效果的亞里斯多德式的悲劇，要淨化、洗滌的，就是聖誕禮物。

聖誕禮物的意象，與國家、民族認同是疊合的。在《轉變》第一畫面中所呈現的猶太青年對聖誕節的期待，可以從托勒的自傳中得到印證，他在自傳第一章中便提到，因為他是猶太人，所以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受到許多的歧視與隔離，包括鄰居不准他和其他的孩子一同遊玩，在言談當中也多鄙視，他甚至跟母親問說，他有沒有辦法不當猶太人？因為「我不想聽到其他的孩子繞在我身邊叫我『骯髒的猶太人』」。 之後提到，他曾經在一位木匠的家中，渡過一次「真正的基督」餐宴，牧師發給他糖果時，他雀躍萬分，因為「他再也不是猶太人」了。此外：

所以獲得一份聖誕禮物的意義，不僅只是禮物本身，而是他原來的猶太身份被接納、被遺忘，可以參與在猶太社區外的廣大基督教文化下的德國社會生活，是明明處在社會邊緣，卻認同德國主流社會價值的愛國心理。至於在《亨克曼》中，托勒並沒有像在《轉變》那樣，強調主角亨克曼的血緣種族，而是強調亨克曼的普羅階級以及在一次大戰中受到創傷的退伍軍人身份，但是亨克曼要為格麗塔賣一份聖誕禮物，在第二幕中的劇情，又繼續與他扮演德國巨人，是「德意志的英雄！德意志的文化！德意志的活力！德意志的力量！全都在此人身上展現！」 也是一種國家形象的塑造，因次在《亨克曼》中的聖誕禮物，可以被當作是《轉變》中將聖誕禮物比擬做德國愛國主義的延續。

所以，托勒將聖誕禮物當作是佛萊德瑞克與亨克曼的悲劇性弱點處理時，也便在發揮亞里斯多德戲劇理論中所說的淨化效果，要觀眾在欣賞戲劇的同時，淨化、或去除原本在觀眾身上的愛國主義心理。在《轉變》中，觀眾破除了愛國心還是不夠，因此托勒在第五到第六畫面可說是符合亞里斯多德所說「大災難」的劇情之後，主角佛萊德瑞克繼續產生「轉變」，在觀眾洗滌去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後，用人文主義填補，於是佛萊德瑞克在全劇最後即使受到他母親、叔父的摘指，另外也受到了許多群眾的攻擊，但是他卻恢復了好運與幸福的狀態。而要觀眾去除愛國心理的目的是什麼呢？這邊似乎便不像波瓦所說的，亞里斯多德悲劇系統的目的在於恢復秩序，讓觀眾在受到淨化效果後，從此行為便合於憲法，托勒具中的淨化效果的目的，在於發動革命。

可是波瓦這麼說：「悲劇壓制系統可以運用於革命之前或之後…但絕對無法在革命期間進行！」 在革命期間無法使用悲劇壓制系統的原因是，這套系統的基本工作在於對所有反社會的元素淨化，前題就在於有一明確的社會風氣，如果社會風潮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所有的價值觀正在形成或被質疑當中，這個系統無法奏效。而如果在這個系統中所有具有作用的元素能夠被順利組合起來，無論社會體制是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都無所謂，都可以發揮淨化效果。

但是《轉變》很明顯的是一部倡導革命的劇作，而托勒也強調《亨克曼》是一部「無產階級的悲劇」，尤其是《轉變》，托勒說它最早是在巴伐利亞革命期間作為宣傳傳單的用途，整個寫作到搬演的過程，都是在巴伐利亞革命間完成。所以以托勒的劇作，可以對波瓦所認為的革命期間是否可以使用亞里斯多德悲劇壓制系統的說法做一修正，那就是，在革命期間內，當社會處在於所有價值觀正在形成或質疑的狀況時，若是提出一個新的、未來可能的、理想的社會風氣，而將當前的社會風氣作為一種悲劇缺點，也就是利用悲劇壓制效果，達到形成或質疑社會風氣的目的，使用亞里斯多德的淨化效果，也就成為了倡導革命的效果。

所以波瓦提到，悲劇性弱點與社會關係總共有五種不同的衝突類型，包括：一、古典模式—悲劇性弱點與完美的社會風氣間的衝突，以伊底帕斯王為例。二、兩個悲劇性弱點與完美的社會風氣間的衝突，以安蒂岡妮與克里昂為例，這兩人的德行都相當優秀，但安蒂岡妮具有的過份強調家庭價值的悲劇性弱點，克里昂王則是過份重視國家利益，都不符合完美的社會風氣。三、負面的悲劇性弱點與完美的社會風氣衝突，這類衝突是主角擁有所有的過錯與唯一的善良優點，最後主角卻因為這項唯一的優點而獲得拯救或幸福，最好的範例是中世紀戲劇如《每個人》（Everyman）。 四、負面的悲劇性弱點與負面的社會風氣之間的衝突，這類衝突最常見於浪漫戲劇（romantic drama），故事設定在腐敗的社會環境中，主角也因為其腐敗的德行獲得幸福狀態，但是一天他突然得到了一項善良的優點，例如他開始戀愛，他真誠的愛上了某個人，從此開始了一連串的不幸。五、時代錯亂的個人行為與當代的社會風氣之間的衝突，範例是崇敬過去西班牙皇室、充滿騎士精神的唐吉訶德，他根本沒有辦法在布爾喬雅資產階級興起的時代順利生存。 在這五種類型之外，可以用托勒在《轉變》、《亨克曼》中提到的聖誕禮物，加上第六種衝突模式。

那就是，以當前的社會風氣作為悲劇性缺點，與創作者心中所期待的未來理想社會風氣之間的衝突。這種模式其實相當接近波瓦所說的第一個古典模式，唯一的差別在於，亞里斯多德的古典模式中的社會風氣是要合於目前社會的理想狀態，波瓦認為這項價值就是理想的政治、理想的政治就是來自憲法，而《轉變》、《亨克曼》中的悲劇缺點與社會風氣衝突模式，則是將完美的社會風氣置於未來。波瓦似乎過份強調古典模式中完美的社會風氣與當前的政治權威之間的連結，波瓦的確是用了許多方法，例如對「藝術是自然的模擬」做精細的詮釋，而得到亞里斯多德說的是這一層關係，但古典模式的在被使用時，「完美的社會風氣」卻不一定是亞里斯多德所指定的那種，可以是創作者心中以別種理念出發所想像的完美狀態，不見得是當前的社會風氣，也可以是未來的社會風氣。當「完美的社會風氣」與目前的政治權威之間的聯繫關係鬆動時，那麼悲劇性弱點、淨化效果，也不見得就是波瓦所說的社會壓制、控制，可以是一百八十度不同的方向，如激勵觀眾，參與政治、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