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位朋友問過我，我也經常自己問自己，為什麼我會選擇做表現主義戲劇這樣冷門的題目。老實說，答案只有兩個字—「直覺」，我在一年級的時候讀了E Toller的劇本Hinkmann之後，接著接觸Die Wandlung、Masses Mench，讀過E Toller的事蹟，我直覺的告訴自己，這就是我想要做的東西，然後…然後，悲劇就開始了，每每千辛萬苦才找到一本相關的書目，害得我現在每天唉唉叫個不停。

不過這陣子在龍應台發表了引來相當多討論的〈五十年來家國〉上中下三篇，以台灣現在的文化環境與當年的威瑪德國類似，我老闆的胞弟石計生，上個星期六又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了〈霹靂火vs野火〉，討論儘管台灣的環境嗅起來有威瑪德國的氣息，但威瑪德國卻具有創造高度文化的時代意義云云，好像對正在做在台灣乏人問津的威瑪文學的我，似乎是一種鼓勵，威瑪德國跟現在的台灣是有關係的，我該要為我自己直覺的敏銳高興嗎？總之，感覺是稍微沒有那麼孤獨了些。

龍應台的文章我懶得講了，而且我在標題中就說了，這一篇是讀石計生的筆記，所以我便只講石計生的部分。石的說法是反對龍將台灣文化限制在「大中國」還有「大本土」兩個極端，從先前熱鬧一時的台灣霹靂火就可以看到，台灣其實反應了一種全球化之下快速拼貼的文化，石計生又說：

「龍應台的類比，卻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威瑪共和』同時是德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偉大的『威瑪文化』時代。」

「威瑪文化的體驗汪洋大海一般的澎湃感情的詩人里爾克、尋找苦悶時代新人性的表現主義，都在一個亂世醞釀著文化的風暴與潮流。『不帶馴服的態度和魯莽的現代化風格，以及透過科學去解剖現實的方法，形成了真正的威瑪精神』。這種威瑪精神，將德意志的文化再一次推向世界的舞台。」

「在這奇爛無比的台灣現況下，我們的時代的危機不在政治（因為人民即使投了票也選不出像樣的未來），而在欠缺文化創造精神。」

這話就奇怪了。人民即使投了票也選不出個像樣個未來，這不就正是政治的危機嗎？怎麼會說我們時代的危機不在政治？石計生的說法，代表的是一種政治與文化的兩分，他認為不管威瑪時代的德國政治生活如何，但威瑪在文化上就是代表一個璀璨偉大的時代，不管充滿了暗殺、倒閣，但是在文化上，『不帶馴服的態度和魯莽的現代化風格，以及透過科學去解剖現實的方法，形成了真正的威瑪精神』，威瑪的文化精神，將德意志的文化推上舞台，所以在台灣也是一樣，反正政治已經爛透了，吾儕應該將心力專注在文化創造精神上。

但是政治與文化有可能兩分嗎？

威瑪的文化精神，將德意志的文化推上舞台，但是最後摧毀這種文化精神的，也是德意志本身，在1933年之後，你可以想到的威瑪時代重要文人，Thomas Mann、Erwin Piscator、Bertolt Brecht，他們全都離開了德國。而說表現主義文學與政治無關，這很荒唐，我現在在做的E Toller是表現主義戲劇數一數二的代表，他參與過1918年慕尼黑革命，而所謂的新人性的追求，那是一種帶有了尼采超人哲學色彩與無政府社會主義合流的一套政治意識型態呵。

政治與文化有可能兩分嗎？

轉引一段Thomas Mann在戰後發表的論文〈文化與政治〉當中的說法，轉述來源是我之前提過的那本書《人文主義與政治》：

「我確實在二十年前申述過…我在書中所下的定義不但是否定的，而且具有挑戰性的否定…我輕蔑的將一切屬於政治性的東西摒棄於文化範疇之外。…我漸漸瞭解，知識和政治之間是不會有清楚劃分的界線的；瞭解德國中產階級所認為文化人可以維持沒有政治性質的想法是錯誤的。無論何時何地一個對政治缺乏興趣和能力的文化本身是站在極危險的立場。…德國歷史不幸的過程，結果形成國家社會主義的文化災禍。實際上這是跟中產階級思想無政治性質的本質，和跟中產階級站在知識和文化的高峰，蔑視政治和社會行動的反民主習慣，具有很密切的關係。」

另外一提，很多人對龍應台的批評，是她站在知識份子的立場，不應該只是單純的表示對台灣社會、文化的失望云云。我覺得喔，悲觀、失望，還好啦，近五年來台灣真的有什麼可以讓人對台灣徹底失望的寫作，我廣告一下，排第一名的，我覺得是《驗證精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