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這樣吧…。

彼得‧蓋伊所著的《威瑪文化》中譯本今年六月間在台灣出版，而接下來幾個月內，不時看到有人將台灣現況與威瑪德國做比較。先是龍應台七月間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五十年來家國〉乙文，在全文末將台灣的政局不穩定，一如威瑪德國（其實想想1923年大通膨以及一戰敗戰賠款的壓力，台灣還不至於那麼糟糕吧？），之後石計生也在中時發表〈霹靂火VS.野火〉，當中就使用了《威瑪文化》這本書的內容，反駁龍應台。

他說，當時雖然政治混亂，但是卻創造了高度的文化，「龍應台的類比，卻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威瑪共和』同時是德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偉大的『威瑪文化』時代。」所以「在這奇爛無比的台灣現況下，我們的時代的危機不在政治，而在欠缺文化創造精神。」之後石計生在聯合報上寫了一篇關於《威瑪德國》的書評〈所有固態的都飛舞融化〉，內容是在下雨的夜中，兩個不具具體形象的人物—「你」和「我」，透過在車程上的對話介紹這本書，將一本文化斷代史論文，拆解成片段的、破碎的一句句美麗句子。石計生在書評中這樣解讀《威瑪文化》，實在很有問題。

石計生只有提到對威瑪文化的吹捧，但是並沒有提到書中所討論的各種政治上的危險，就從「我們的時代的危機不在政治，而在欠缺文化創造精神。」來說，這是石計生的詮釋，但是在蓋伊的書中，強調的反而是當時文人過份強調詩歌藝術，不問世事，文人對政治的冷漠必須為後來納粹的興起負責。書中一百一十六頁就說：

「歌德的政治訴諸冷漠，席勒則是革除暴君，兩者都不適合想在議會政治上出人頭地的人，他們所訴求的顯然高於政治之上，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助長某種更低層次的東西—野蠻主義。如果把詩看成是救贖的工具，這會是一個值得懷疑的藥方，因為德國正是因此奔向毀滅的道路。…德國的詩人早已凌駕在思想家之上，或者應該說，許多的思想家都變成了詩人，這必然大大傷害到了思想的進展。」

在〈所有固態的都飛舞融化〉裡頭，石計生又說：「歷史在眼前飄逝。『要瞭解生活與詩的距離，』用右手，我替你翻到九五頁。『要有強烈的社會意識，要清楚自己的侷限在哪裡。』同一頁。一個時代的文化的創造要在經驗與靈感中拔河。『威瑪共和的一九三三年還沒在我們的時代到來，』我說，『但我們的威瑪文化是否已經創造？』我說，我邊駕著車子認真對你說。」

不過書中九十五到九十六頁的說法其實是這樣：「里爾克…他有很強的社會意識，也很清楚自己的侷限在哪裡，當然，他更了解生活和詩的距離。他看得出來，他這個時代的混亂所可能導致的危險，『長久以來我們經常把藝術的召喚混淆成全身投入藝術的召喚』，以致這個時代的藝術活動變成遠離了積極性的情感生活，越來越把年輕人帶離開生活本身。」

我在想石計生在〈所〉文當中認真想要表示的是什麼？是台灣人趕快創造屬於台灣人的威瑪文化後，再急著趕赴、迎接台灣的一九三三年嘛？而石計生口口聲聲說要創造台灣的威瑪文化，可是我覺得石計生讀到的似乎不是《威瑪文化》這本書的內容，而是台灣書商的文案吧。

來看看台灣書商怎麼包裝這本書。—原來書名的副標題「局外人成為局內人」從封面上拿掉了，加上另一個標題「一則短暫而燦爛的文化傳奇」，刻意要為這本書，包裝添加上充滿異國風情的旅遊情調。可是看看書中蓋伊的導言，裡頭說「一般歷史性的著作觸及威瑪文化時也大多流於一廂情願式的熱情：大肆吹捧『黃金的二○年代』。我瞭解到一切必須從頭開始，我必須盡一切所能去尋找相關來源，盡我所能去超越誇大吹捧或無理批判的寫作風格。」（頁20）又說：「的確，威瑪的傳奇正是從『黃金的二○年代』的傳奇開始，然而，我們如果過度美化這種圓滿無缺的理想，反而會讓這場威瑪文藝復興的成就顯得平凡無奇，同時也會淡化這些成就所曾經付出的代價。」（頁29）

請注意這兩個字—代價。

可是台灣的書商，就是不斷的對「黃金的二○年代」大肆吹捧。

在書衣上更可以看到扭曲原作面目的包裝，橘紅色的書衣上寫著「一群局外人，創造了狂飆年代—他們令統治者坐立難安、與流行文化格格不入，他們是沒有英雄時代的悲劇英雄，他們是詩人、小說家、哲學家，地下社團領袖，這群局外人，絕對不合時宜、極端個人風格，魅惑迷人的一則文化傳奇於焉展開…」—這段描述明顯有問題，「絕對不合時宜、極端個人風格」，問題是在威瑪初期，表現主義在德國是一種全面性的風格，在繪畫上個人風格是強調較多沒錯，在劇場方面表現主義根本佔據統治性的地位。「令統治者坐立難安」—怎麼會呢？書中描繪的文化人有相當數量不問世事，如湯瑪斯‧曼，要不就是看到統治者直接對這些人大舉屠殺殘害。「與流行文化格格不入」這本書分別提到學院知識界、詩人、繪畫、電影、劇場、也有講當時的流行文化，並且請參見頁二十二，「這個論題我在書名的副標上已經點名並貫穿全書：威瑪共和的局外人…如何成為局內人」。「沒有英雄時代的悲劇英雄」，書中卻也提到了當時的右翼勢力如何重新創造腓德列大帝的形象。

至於「魅惑迷人的一則文化傳奇於焉展開」，魅惑迷人？看來書商並不打算推薦讀者一部文化史論文，而更像是在推銷一本旅遊書，販賣一種充滿誠品情調的閱讀風景。既然如此，何不把書名從「威瑪文化」，順道改成「我的心遺落在威瑪德國」呢？

於是，在台灣的文案中，《威瑪文化》其實不見了，在台灣的包裝下，原作的立場反而不見了，文化要背負的代價不見了，文化背後政治的危險也都不見了。而只讀到文案而沒有讀到文化，卻又口口聲聲說要創造文化，最後創造出來的，又會是怎樣的文化呢？

中文譯本似乎有一些翻譯的問題，比方說在頁二五五的「主張放棄意識型態轉而尋求照顧勞工生活的商業聯盟陣營」，我猜想商業聯盟可能是Trades Union，該翻譯成工聯。另外頁二五四在講1一九一八年革命時的巴伐利亞蘇維埃總理伊斯諾（Kurt Eisner），說他隸屬「獨立社會主義黨」，該是「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另外在頁一一五中，「在每一個德國城市和大一點的鄉鎮，我們希望在未來都能看到由文化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所組成的社區，這樣的社區我稱之為歌德社區。」這邊的社區我想應該是community，應該翻譯成「文會」，比較恰當。

譯者序言也有一些小毛病，譯者說威瑪德國的「…劇場方面更是表現主義的大本營，可說名家備出，熱鬧非凡，除布萊希特外，較有名的尚有魏德金…」（頁13）這本書講的是威瑪文化，不過魏德金在1918年威瑪共和誕生的同年逝世，以魏德金作為威瑪德國表現主義戲劇的代表，似乎也不是很適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