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田漢的《亂鐘》，讀到一些有趣的句子。

先說說田漢這個劇好了，這齣戲收於《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場景設定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瀋陽某大學的宿舍中，一群大學生聚在一起，每位大學生分別以某個英文字母稱呼，有的唸書，有的寫情書…或所謂的新文藝詩歌創作，有的閒聊—或是談論著未來的志向，或是對某些女同學品頭論足，忽然，日本軍隊開進瀋陽城來，於是有的激動，有的悲憤。於是出現了以下對白：

梁：…教授們從來不曾告訴我們日本兵來了我們應該怎麼辦。

F：我想這真是有一點稀奇，我們曉得愛恩斯坦的相對論，曉得巴壁德的人文主義，曉得布萊斯的美國民主政治，還曉得用科學方法打籃球，但是不曉得日本兵來了，我們應該怎麼辦。

B：這有什麼不曉得呢？日本帝國主義者來了，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抵抗。用一切手段去抵抗！因此我們要去領槍。即使沒有槍，徒手也要同他們拼的。

G：（及大家）對的。要這樣總算一個人。

如果說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救亡圖存啟蒙運動，各種現代化與新文藝運動，是肇始於拳民事件與八國聯軍之後，看到在三十年後的劇作中出現了這樣的句子，總感覺，是，抵抗是對的，但也總讓人覺得田漢希望—或時局逼得—當時的人們回到義和團之前。在這段句子中我們約略可以聞到三○年代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火藥味，例如，看到「巴壁德的人文主義」，可以知道更常見的翻譯是白壁德，而田漢指涉的是在二○年代末期大力鼓吹白壁德的梁實秋，更讓人想到從1927年開始魯迅因為梁實秋鼓吹白壁德而發起的一系列論戰，最後說了那句有名的「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主義的走狗」。

可是讓人感嘆更深的是，這麼一段句子中，講的似乎不只是當時的問題、只是九一八當天日本軍隊開進瀋陽的問題，而是悲憤的道出了一個長久的問題：書本始終無法提供人們多少現實之知，任何論述都根本無法幫助你解決任何你實際遇到的問題，在生活中所面對的種種往往展現的不是智慧的可貴，而是知識的無用。

前兩天疑惑的問了一位老師—我們可以說，這是在戰爭下的特別時代氛圍嗎？她回答，顯然不是如此，因委她也對此「很能體會」，她說，她還記得中美—或，台美—斷交的那一天，她還在中文所攻讀博士學位，中午出門趕著要去學校上課的時候，路上所有人都在看著路邊店家的電視機，看著最新的電視新聞報導，她想到的是，她下午要上的課堂上，要上李商隱—「都已經什麼時候了，還要講什麼李商隱？」老師這麼說。想想也是，就算我現在看到的不是九一八、不是中美斷交，對知識的無用，也同樣—「很能體會」。

於是每每還是埋首回到書本堆中，於是可以繼續讀到田漢怎麼攻訐胡適，還有一大段口若懸河洋洋灑灑的批評：

A：不過，我不太贊成你這種理論。達克透胡不是常說的嗎？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就是在敵人沙到頭上來的時候我們也要鎮靜，也要安心讀書，多讀一點鐘書國家就多一分力量。至於你說徒手也要和日本人抵抗，那更加是冒險的話，你想我們大學生是全國的精華，假使把我們都犧牲了中國就真是亡掉了。

B：哈…我還以為你有什麼高見，原來信了達克透胡的，達克透胡已經變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你幹麼信他的呢？至於你說大學生是全國的精華犧牲了就要亡國，那更加是笑話。資產階級的大學根本是造就資本主義社會的使用人的，學理科的研究自然科學去幫助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學工科的去替資本家當工程師，學商科的去替資本家推銷商品，或是去替他們管管帳目，學法科的去幫助資本家來壓迫工人來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學文科的去替資本家用很藝術的言詞去麻痺工人的意識，讚美資本主義，學醫的想辦法延長資本家的壽命，學戲劇的用戀愛神怪哪，愛國家哪，這一些麻痺觀眾的戲劇來消滅民眾反抗的熱情，轉移他們的目光，直接去維持統治階級的統治。這是我們很明顯的出路，有什麼了不得，換句話說，我們都是「資本家的準走狗」，這一些準走狗都死了，中國就亡了，這話誰會相信？

所以說，就算現在的台灣政府把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與教育都搞垮了，那又怎麼樣？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