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一下過去的日誌，發現我說到我想要寫這部劇本，是去年七月間的事情，之後雜務纏身，遲遲沒有動筆，不過這兩天在荒廢這個網站的狀況下，我溫溫吞吞的，完成了這一部劇本的初稿。

目前完成的初稿題目修改為《作為：一部二元三部曲》，最早是只有取名為《二元三部曲》，後來決定加上「一部」，是覺得這可以產生「一二三」不斷增殖的語言趣味。而故作洋派一點的話，我取了一個英文劇名叫做“The Achievements Should Be Achieved: A Binary Trilogy”，基本上這個劇名，是根據對布雷希特氏（B. Brecht）的劇作《措施》（The Measures Should Be Done）的諧擬，而這個劇本的寫作，的確是相當受到《措施》的啟發/致敬/模擬/學習/抄襲。目前完成的初稿中，採用的是三幕外加一個序幕的結構，每一幕當中不分場，不過，其實在劇中的設計，並沒有使用布幕，所以說，稱之為幕似乎不是很洽當，可能來說，以「站」（Station）當作這齣戲的結構會比較適合，不過，我目前還是採用「幕」作為段落的畫分方式。

基本上這是一部完全不真誠的劇本，不過，可以稱得上是惡趣味的大集合。主要劇情是根據我過去寫的三個小故事改編的：〈我們不要喊口號〉、〈我要箝制言論自由〉以及〈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每一幕另外加上一個簡單的註腳：「言說與實踐」、「立意與手段」、「堅持與權變」，然後想辦法將三個小故事的情節連貫，成為一個完整的劇本。主要劇情很簡單，就是不斷的講廢話還有吵架，亂玩語言的雙關以及矛盾，不過，也或許是因為劇情太簡單，才讓我寫了這麼久。而其實每一幕都是本於過去幾年所實際看到的爭論，本來在每一幕上，可以特別註記上我要將這一幕獻給誰，不過後來想想算了，既然我寫這樣一部劇本，就有著想要將一些針鋒相對的爭論抽象化的企圖，那麼顯然沒有必要赤裸裸的指出這樣的爭論背後的具像事件為何，不過在我之前的筆記中，就可以知道「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的對象是樂學聯、新世代青年團以及許見山等人。

而將這樣簡單的故事改寫成舞台文本的時候，我又刻意加上一些惡意的想法，比方說，主要角色只有三者：「我」、「他」、還有「我們」，在這樣的角色上，我不打算塑造任何角色的血肉，任何角色都沒有確切的個人歷史，我想要知道將角色徹底概念化、抽象化的極限在什麼地方，我想要的是徹底的、整個掏空角色，在這部劇本中，我希望角色是一個完全空白的載具，完全沒有任何需要揣摩、想像的空間，而由演員本身的自我，直接成為「我」、搬演「我」。同時在劇中也不斷的有角色之間的轉換，第一幕的「我」在第二幕的時候成為了「他」，第一幕的「他」在第二幕成為「我」，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不斷轉換的確是已經被談爛了，不過我還是覺得，玩玩無妨。

「我們」的設計是想要故意惡搞前幾年陳惠民（音譯，Chen, Huimin）所做的研究：《革命理念的反轉：畢希納的丹頓之死、托勒的群眾與人以及布雷西特措施三劇的主題研究》（Inversion of Revolutionary Ideals: A Study of the Tragic Essence of Georg Buchner’s Dantons Tod, Ernst Toller’s Masse Mensch, and Bertolt Brecht’s Die Massnahme，1998），這是一本我在做我的碩士論文《恩斯特·托勒劇中的人文主義》所用到的書。在陳所做的研究中，以黑格爾的悲劇理論檢視這三部劇本，而認為黑格爾的理論不能夠用來檢視這三部關於革命的劇作，黑格爾的理論是基於他的辯證法的使用，認為悲劇的趣味在於有勢力對等的雙方（正論與反論），最後衝突的雙方必定可以因為調停、化解衝突而產生較高的和解（synthesis）狀態，陳以為，在關於革命劇作中，並沒有「勢力均衡的雙方」，而是同樣在革命陣營中，集體意識一面倒的壓過具有自由意識的個人（用無政府主義的修辭，就是雅各賓黨人一面倒的蓋過安那其黨人）。而我用「我們」，故意惡搞這套說法，「我們」的立場是不斷轉換、變化的，在關於運動／革命的劇作中，不盡然會有絕對的多數一方，達到以作品破壞理論的快感，或這麼說，去年七月的時候想要寫這麼一部劇本，也是寫論文寫到煩的一種惡意的叛逆結果。而「我們不要喊口號」、「我有說我要箝制言論自由的言論自由」或「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之類的情節，也是用來破壞這套悲劇美學，我的劇本不是用正論與反論構成，我的劇本是以悖論構成，而雖然說是惡搞，不過這部劇本在形式上還是一部悲劇。

構成「我們」的人數可多可少，除了「我們」當中有三人有台詞外，其他多只需要一起跟著胡鬧的劇情瞎起鬨即可，而我在序幕的地方，安排了一段由「我」和「他」一起隨便將觀眾拉入「我們」的設計，這個設計來自前陣子的一個經驗，詳情我就不贅述了，大抵上就是某個從事學運團體的進步青年學妹，希望我幫忙那個最近被林重謨說是許純美的學運組織，做一些網站與網頁的東西，我過去等著他們開個Spec好幫忙，結果當場有可愛的妹妹厲聲質問我說，為什麼我到了現場，居然不參與他們關於運動目標策略、凝聚運動能量的曠日費時、動輒可以花上十來個小時的討論。這兩天發現將這樣的經驗用在舞台上，相當有趣，可以有效打破舞台與觀眾之間的鴻溝，布雷希特《措施》的設計是希望由五名演員輪流演出四名煽動份子以及年輕的同志，而達到觀眾也是演員，演員也是觀眾的目標， 但是就劇本來看，具備觀眾身份的演員，還是需要排練才能夠演出，而直接將觀眾拉入「我們」，尤觀眾參與演出的難度，則降低很多。而其實整部戲的設計，在道具以及舞台需求方面，我都刻意讓演出難度降到最低。

總之，整部劇本從頭到尾都在惡搞，是去年寫論文寫到煩的結果。而老實說，如果厭煩可以說是一種真誠的情感的話，那麼我在這個劇本中所表現出的厭煩，該是相當真誠的。而這個劇本我還想再做一次調整與修改，改完之後，應該會找個地方沽名釣譽一下，至於劇本寫出來，總是想要有人能夠演出，不過現在實在想不到有誰會演，我只能想到，如果在好一點的劇場演出的話，我希望在散場的時候，背景音樂放的是Jesus Jones那首光明燦爛到簡直白痴的International Bright Young Thing。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let’s shock the world with what we know
squeeze the world
’til it’s small enough to join us heel to toe (heel to toe)
international bright young thing
now you know for sure that you make the world swing
international bright young thing
make it s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