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我應該要寫一段德國表現主義劇作家Ernst Toller對後世劇場的影響，坦白說，我想不出能夠有多大的影響，Renate Benson在他的書中就說得相當清楚，Toller的劇作在1933年之後就受到了希特勒政權的嚴重破壞，在二戰之後的德國青年學子，往往要透過O’Neil等美國戲劇所使用的表現主義手法以了解表現主義，而非來自德國的表現主義戲劇傳統，另外在二戰之後，因為東西方冷戰的關係，Ernst Toller的作品也被冷凍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您如果在Amazon上搜尋Ernst Toller，那麼Out of Print會是您熟悉的常見字，如果你以一個長遠的文學史的眼光來看Toller的作品，他的作品也沒有相當出色，在同一個時代德語世界有Thomas Mann，有Kafka，還有後來的Bertolt Brecht，許多的文學史著作都將Toller評為是一個二流作家，他的戲劇甚至及不上他在1933年的自傳。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很難想出能夠有多大的影響。

在我所蒐集的資料中，唯一聲稱受到Toller影響者，是上個世紀末重新出版Toller劇作英譯本的Pearlman，他在Ernst Toller’s Play Vol.1的序言當中說到，他在1960年代在校園中的實驗劇場演出時，在劇場中使用了影片等多媒體劇場的手法，這些手法在1927年的Hoppla, Wir Laben!（我曾經寫過這部劇作的劇情簡介）當中也曾使用過，但是在劇場中使用影片，該是這部劇的導演Erwin Piscator的創造，而非來自Toller。

如果說Toller對後世真有些什麼影響，我相信是在表現主義時期之後的那幾年，1924到1930年之間，在戲劇史的討論上，對於這五六年的時間似乎不多，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在台灣吸收西方戲劇資訊往往都要經過美國，不過這幾年美國剛好經濟大恐慌的關係，沒有這幾年的醞釀，其實並不會出現後來Brecht的Epic Theatre，所謂的史詩劇場。

在這邊岔個題，臨界點劇團將會在明年一月在華山藝文特區演出Brecht的《勇氣母親與她的孩子們》（見宣傳資料），號稱是這部重要劇作在台灣的第一次全本演出，老實說，到了2004年台灣才第一次演出，對我而言有些難以置信，但是我也沒有那個精力去查證台灣之前到底有沒有別人演過。在臨界點的一份放在電子布告欄上的宣傳中，認為台灣原本的翻譯「史詩劇場」不妥，將「史詩劇場」「正名」為「敘事劇場」，我覺得如果要「正名」的話，根據一些資料，Brecht在晚期也認為Epic Theatre不妥，而希望將名稱改為Dialectual Thatre，「辯證劇場」，或許直接稱呼「辯證劇場」，會比爭論Epic Theatre中文該是什麼，來得一勞永逸？

Toller從1919年到1924年在獄中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表現主義作品，但是在1924到1930年之間，也逐漸脫離了表現主義風格，走向另外一種戲劇史鮮少討論的風格New Objectivity。表現主義在政治上的意義是青年急於呼喊政治，懷抱著強烈的情感而急著要創造新的政治，但是在五六年間，熱情逐漸冷卻，以理智取代感性，從呼喊政治轉變成思索政治，思索在社會民主黨統治下的威瑪政治的出路，Hoppla, Wir laben!劇中的Karl Thomas就是這樣的人物，他因為1919年革命入獄，在1927年出獄後完全不能夠適應當時的政治現實，但最後總要找出一條出路。同時期另一位表現主義大將Georg Kaiser，也可以看到從1915年的Von Morgen bis Mitternacht，Kaiser從讓Banker逃亡、呼喊，到Gas系列劇中，富翁的兒子一心想要打造完美的瓦斯工廠︰乾淨的能源、寬敞舒適的工作環境，但是瓦斯工廠最後還是爆炸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應該怎麼走。

也就是在Toller、Kaiser等先驅在表現主義之後，引導出這樣以理性思考政治的文藝氣氛，史詩劇場（或其他用詞，您知道那是什麼就可以了）要求移情效果離開劇場，要求的是離間、
陌生化效果，要觀眾不是感動，而是思考，Toller與Kaiser該算是直覺的期望，最後在Brecht的手中，更進一步完成了系統化的戲劇理論成果。

其實我會覺得史詩劇場主要還是Brecht的個人成就，比才學，比國際的眼光，Brecht比他的前輩更勝一籌，1933年之後，Toller因為不諳英語，找不到可以回應他的群眾，最後在紐約自殺，抑鬱而終，但是Brecht反而繼續發揚光大。但是您可以將那種宏觀巨大的文學史的眼光放下，文學不該只是要比什麼水準，比什麼夠不夠資格，往往更重要的是，在你所身處的時代，以你所具備的能力，你有沒有去做那些你該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