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變?文本的有無?

顧爾德五月在第896期新新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扔掉那沒血沒肉的行動劇吧〉,是一篇對於2004年的所謂「行動劇」相當嚴厲的批評,批評的對象,我猜想應該是「五三青年政改運動聯盟」。當中,他認為所謂的行動劇的起源是:

如果把時間拉回一九八○年代末、九○年代初,那是台灣小劇場運動盛極一時之際,劇場試圖和社會結合,當時政治社會運動正期待新議題、新手段,無住屋團結組織的「夜宿忠孝東路」行動替劇場和社會搭起了新舞台,學生的「幽靈行動劇場」、「四二五行動劇場」、「八又二分之一」、「受精卵」都登上了那個舞台。之後三月學運「小蜜蜂突擊隊」的街頭噴漆,也是種行動劇場的延伸。這些新鮮玩藝,對當時社運與劇場文化都帶來衝擊。媒體稱,這種行動劇場開啟了「台灣後現代反抗運動風潮的劇運階段」。

這段敘述似乎有個小問題,「四二五行動劇場」應該是「四二五環境劇場」的誤殖,當時是由鍾明德老師(立正)主持(稍息),不過這點問題無關宏旨。

在顧爾德文中,對於所謂行動劇的今昔對比,可說符合我(或可能符合某些人)在記憶當中的印象。而在這個明明切身卻又朦朧的十五年間,如果就這樣的印象中發生的質變,在顧爾德這樣感嘆之餘,還是有許多懸而為解的問題,就是,除了時間之外,在時間當中,改變的是什麼?是對於「行動劇」詮釋權力的轉移?政權的轉移?媒體型態的轉變?媒體位置的轉變?是「行動劇」的意義從誰的手上到了誰得手上之間做了轉變?還是「行動劇」還是在同樣的人手上,但是人卻變了?

顧爾德五月對演出「行動劇」的學生做了這樣的責難,那,當年的羅文嘉,現在同樣也在什麼青年國是會議記者會上,找學生演出「行動劇」,也是幾個簡單的動作,也是供媒體拍攝,那麼,差別又在那裡呢?

顧爾德的比較標準,似乎是在「行動劇」演出當中文本的有無,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不過之所以成為「今日媒體上的萬花筒的一員」,之所以「沒血沒肉」所稱的血肉,該是沒有文本,而沒有文本的根據就是在遊行當中沒有傳單。顧爾德說那個時候找不到「五三政改」的網站是可能的,因為在五月當中有一個星期,我個人就在幫忙重灌網站。但另一方面,因為文本的有無,就認為十五年前的行動劇與十五年後的行動劇不同,也是個相當武斷、草率的劃分,同樣被稱呼為「行動劇」,現在卻很難找到十年前的行動劇劇本,但是去到書店,就可以輕易找到日本街頭行動劇作家別役實等人的作品。

感覺有了改變,朦朧中有了改變,但是在感覺底下的東西是什麼呢?還是說,本質上原本就沒有什麼不同,而就是新鮮感不見了?這類藝術/社會實際需要、想要帶來的衝擊,需要的就是新鮮?

問題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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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oughts on “質變?文本的有無?

  1. Pingback: :::zonble’s promptbook » 再現中的台灣行動劇概念的形成:::

  2. 「當年的羅文嘉,現在同樣也在什麼青年國是會議記者會上,找學生演出「行動劇」,也是幾個簡單的動作,也是供媒體拍攝,那麼,差別又在那裡呢?」

    就個別行動而言沒有差別。但在那個時代,整體而言,新興的劇場工作者,為那個表現形式注入新生命。而現在,政治或社會運動者只存留了那個形式,沒有生命了──就像記者相機下的停格。所以說是隻牿餼之羊

    「顧爾德的比較標準,似乎是在「行動劇」演出當中文本的有無」
    文本只是呈現意義的方式之一,十幾年前我也寫過學運發傳單變成形式化。但不能否認,它通常是較容易清楚分疏自己想法的一種方式。
    我想說的是,多數「行動劇」成工具,但它要承載什麼意義?我感受不到。我也很懷疑大眾感受得到嗎?──假如沒有停格、沒有編輯的大標與圖說(不管是正解或曲解)
    如果你看到當年羅文嘉的錯,十五年後的一代還是如此,沒有找到自己與社會溝通的媒介,不是更該批判嗎?
    您之後提到的崑曲,我想我的重點是,當我們會選什麼「劇場」,就很清楚我們的觀眾是誰──是攝影機,不是活生生的人,那麼我們也不要抱怨媒體曲解我們,我們就是要上媒體嘛!而且很清楚只有一張照片,或兩、三秒的畫面。
    我很感謝你的用心閱讀
    顧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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