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長張世倫這個月三日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成龍大哥的冷笑話〉,內容大底是說,成龍之所以會說台灣的總統大選是一場笑話,原因就是成龍是香港人,是位港星,成龍有著香港人都有的國族認同問題,而當他說台灣的總統大選是一場笑話時,更凸顯了香港人的問題。沒過幾天,又有人在中國時報上投書,寫了篇〈成龍不冷,他是中國熱〉,回應張世倫的文章,說張世倫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成龍是香港人,成龍又可以說是香港人的代表,而香港人本來就是這樣的,所以香港人本身沒有任何的問題,所以成龍這麼說是正常的,而既然香港人沒有問題,成龍又說台灣的總統大選是笑話,有問題的不是香港,有問題的是台灣,所以我們不應該去批評香港人有問題,應該要檢驗台灣本身所存在的問題。
我這個月已經收到了不只一次電子郵件轉寄,很多人要再三叮嚀我說,前幾天在中正紀念堂前所發起的,是一場假學運,因為帶頭的、發起的學生陳信儒,根本就是親民黨的青年黨部幹部,還有人比對了中正紀念堂前的照片與親民黨慶功宴的照片,指證歷歷。有人說既然當中的成員有著泛藍陣營的色彩,背後有著明顯的政治操作,根本就不是一場單純的、乾淨的學生運動,千萬不要給假學運給騙了,而有人說,這些學生有著黨派色彩,那又怎樣呢?難道有了黨派色彩的學生,就不是學生?難道學生願意加入那個政治黨派,就只是單純的被政黨所操控、所唆使,而不是學生本身的單純與進步的可能,讓他們相信從某個黨派,可以得到他們所期盼的改革力量?
在各式各樣的詰辨、爭論、轉寄之間,在各式各樣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攻防,每每讓我覺得一切都是身份的問題,或是因為成龍是香港人,具有這一層的身份,所以香港人就有問題,或香港人就沒有問題,或在中正紀念堂前的學生,因為帶有了泛藍色彩就是不對的,或是因為具有學生身份,就該是對的。當某人出來做了哪些所作所為,都必然是符合,而且必然是因為出自於他的身份,所以這類的所作所為,就可以視作是某種身份的代表,身份就是立場,身份必然決定了動機,動機必然包含利益,而身份決定了政治正確與政治不正確,所以便可以決定行為的正當與利益的正當。而在意義的輪廓不清楚不準確不固定的後現代,卻每每發現身份的意義卻是何其穩固,人往往可以切換身份,可以用一個身份取代另一個身份,但是卻不能夠在共時系統中同時擁有許多身份,或是可以根本不要身份。
星期日晚上我去了趟紫藤廬,去了台社舉辦的研討會「復活彩色的野百合」晃了一下。在狹小擁擠的空間中,在左手邊看到新聞系的學弟,目前任職於某報館,工作相當認真,貼靠在牆角,手中拿著幾張白報紙做筆記,筆記上爬滿了潦草的字跡;在右手邊,看到社會系的學妹,目前還在碩士班中就讀, 她去了中正紀念堂,她手中接過了麥克風,對過去幾個星期來在中正紀念堂前所發生的種種,侃侃而談,在不同的位置各自扮演著各自的身份,而我總感覺到一種油然而生的不真實。inertia也在場,他對我說,我來這個場子,是不是要來當Blogger的代表?而各種身份的追求或取得或被冠上,總是每每讓我浮躁讓我意亂讓我心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