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把我的劇本《作為：一齣二元三部曲》 (PDF檔案，約七百多K)拿去投了教育部文學獎，這兩天得獎結果公佈，沒想到還撈到了一個佳作。奇怪的是，主辦單位在結果出爐後，我也沒有接到通知，還是朋友在網路上看到轉告我的，而其實得不得獎不怎麼重要，在飢寒交迫的時候有一筆小錢進來，才是比較重要的事情啊。
還記得投這個獎要附一個簡短的創作動機之類的說明，在投稿前想了想，如果要寫一份完整的創作動機，大概也可以寫上動輒上萬字，但是主辦單位又要求在一百字以下，不寫又不行，所以我就這麼寫著：「寫這個劇本的動機是純粹窮極無聊，投稿的動機是位了沽名釣譽」，好像一附就是來找碴的樣子。想不到找碴也可以得這麼個小獎，想想目前這類的創作獎項，都沒有「最佳找碴獎」，想來實在很可惜，如果有這樣的獎項的話，我應該可以拿下不少吧？呵呵。
順道一提，我的Notebook的吸入式光碟機居然沒有辦法退片了，明天還要去送修機器，想想真煩。最近一直是時間不夠用，還遇上這樣的事情。
簡略的查詢了一下過去的新聞報導。根據我目前所看到的資料，大概來說，台灣在媒體當中所再現的行動劇概念，我以為成型於野百合學運之前。詳細資料這邊就暫且不列了，這篇畢竟只是一篇簡單的筆記。
目前在網路上有些地方，會稱台灣的第一部「行動劇場」作品，是王墨林的《驅逐蘭嶼的惡靈》，在1987年開始，達悟人開始反對台電在蘭嶼興建核廢料儲存場，並且在1988年到1991年三年間，每年舉辦一次「220驅逐蘭嶼惡靈」抗議運動，而王墨林便在這個時候製作了前述作品。但是根據媒體報導，當時對於王墨林的演出的描述，以及閻振瀛所撰寫的一篇新聞解釋，用的並不是「行動劇」這個名詞，而是「報告劇」，並且主張「報告劇」的概念，是來自於布雷希特。此外，搬演《驅逐蘭嶼的惡靈》的單位，名為「行動劇場聯盟」。
從1988年《驅逐蘭嶼的惡靈》之後，下一次可以在報章上看到關於「行動劇」的報導，則是直接到了野百合學運，這個時候的媒體報導中，已經是直接、而且似乎是相當習慣的，稱呼在抗議活動演出的街頭短劇叫做「行動劇」，或「行動諷刺劇」，在報章上已經不用多做解釋。在這二到三年之間，在報章媒體中對於「行動劇」的報導有一段空白，但是已經成為一種約定成俗的通用概念。而在這兩三年之間，這樣的概念怎樣形成，怎樣被約定成俗，我還不是很清楚。
同時，在野百合學運期間，行動劇或報告劇演出的報導，也從原本出沒在藝文版面，大舉轉移到了政治、社會版面上，從此幾乎便很難在藝文版面上看到使用「行動劇」一詞的相關報導。也就是，當「行動劇」這樣的稱呼在野百合學運普遍使用的時候，似乎也便脫離了像小劇場運動這樣或許會比較偏重藝文、劇場實踐這樣的想像，而是被當成了一種政治宣傳手法使用，在野百合學運之後，關於行動劇的報導又沈寂了一陣，到了93年與94年的許多工運活動中，則又看到行動劇的大量使用。
而當時關於行動劇的報導，與2004年可以看到的報導，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通常是，導言的寫作中描述多少或那些團體、有多少人，在什麼地方發起了一場抗議活動，後面幾段描述的是抗議的訴求，在結尾前的某一段，以大概一百字上下描述：「抗議團體同時也在現場演出某某行動劇，表現他們的訴求」等等。在「行動劇」概念成形的同時，被報導、被再現的形式，也同時成形，而在之後的十多年，都保持著相同的形式。
提一下之前提過的，顧爾德對於目前的行動劇的評論，抱怨現在在媒體上再現的行動劇「沒血沒肉」，但透過過去的報導，其實從以前到現在，被媒體再現的行動劇，好像是一直都是這樣，「沒血沒肉」。
差事劇團將在今年年底推出作品《軍史館殺人事件》，由王墨林編導。我對這場演出相當好奇，不過就目前所看到的、宣傳的內容來看，還看不出個所以然來，在差事劇團的blog上，也還沒有多做介紹，我正在想或許應該打個電話，看看有沒有辦法先拿到劇本來瞧瞧。在網路上目前可以找到關於這齣戲的介紹是：（取自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民國88年0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
本劇寓意從1999年震驚社會的軍史館殺人事件切入，以意像與真實交織而成的劇情，通過影像及裝置，將該殺人事件抽絲剝繭，企圖揭開殺人動機後的謎雲⋯
光就這段介紹來看，雖然是要「抽絲剝繭」，但是「企圖揭開殺人動機後的謎雲」這句話，感覺起來卻像是要使用片段、不連續，以意象為主的手法，企圖捕捉殺人者的心理動機。感覺起來，好像差事劇團的企圖是將軍史館小兵殺人的行為，與國家機器殺人的行為類比，而軍史館小兵殺人的動機，似乎是因為小兵在軍史館當中，感染了軍史館器物、圖像、故事，在誇耀「殺人、虐待、肢解」的神聖性敘述中，感染了某種邪惡的意志，犯下姦殺的小兵與軍史館一樣「莊嚴冷肅」，姦殺是國家所教唆的，或是在愛國主義的規訓下的產物。
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這樣，不過這段介紹讀起來像是這樣。
去水準書局撿了一本書來看。Manfred Pfister，周靖波、李安定譯，《戲劇理論與戲劇分析》，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年四月。雖然說中譯本是今年才出版，不過卻是一本在七○年代的戲劇理論作品。
雖然說什麼戲劇是創作，是什麼文化創意產業當中的一環，但是放眼望去，關於戲劇的各種理論，卻始終讀不到多少與所謂創意的發揮有關的東西，要不就是講什麼戲劇的儀式性、要不就是講什麼舞台的慣例。而這本書當中的企圖，則是以傳播理論，建立在舞台演出時的傳播模型與效果方面的探討。（書中譯者所使用的譯詞，多半是用「交際」，如「語言交際」之類的，但是讀下來，可以理解「交際」的原文應該是Communication，「語言交際」應該就是Verbal Communication，在台灣通常就是稱為「傳播」。）
顧爾德五月在第896期新新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扔掉那沒血沒肉的行動劇吧〉，是一篇對於2004年的所謂「行動劇」相當嚴厲的批評，批評的對象，我猜想應該是「五三青年政改運動聯盟」。當中，他認為所謂的行動劇的起源是：
如果把時間拉回一九八○年代末、九○年代初，那是台灣小劇場運動盛極一時之際，劇場試圖和社會結合，當時政治社會運動正期待新議題、新手段，無住屋團結組織的「夜宿忠孝東路」行動替劇場和社會搭起了新舞台，學生的「幽靈行動劇場」、「四二五行動劇場」、「八又二分之一」、「受精卵」都登上了那個舞台。之後三月學運「小蜜蜂突擊隊」的街頭噴漆，也是種行動劇場的延伸。這些新鮮玩藝，對當時社運與劇場文化都帶來衝擊。媒體稱，這種行動劇場開啟了「台灣後現代反抗運動風潮的劇運階段」。
這段敘述似乎有個小問題，「四二五行動劇場」應該是「四二五環境劇場」的誤殖，當時是由鍾明德老師（立正）主持（稍息），不過這點問題無關宏旨。
在顧爾德文中，對於所謂行動劇的今昔對比，可說符合我（或可能符合某些人）在記憶當中的印象。而在這個明明切身卻又朦朧的十五年間，如果就這樣的印象中發生的質變，在顧爾德這樣感嘆之餘，還是有許多懸而為解的問題，就是，除了時間之外，在時間當中，改變的是什麼？是對於「行動劇」詮釋權力的轉移？政權的轉移？媒體型態的轉變？媒體位置的轉變？是「行動劇」的意義從誰的手上到了誰得手上之間做了轉變？還是「行動劇」還是在同樣的人手上，但是人卻變了？
顧爾德五月對演出「行動劇」的學生做了這樣的責難，那，當年的羅文嘉，現在同樣也在什麼青年國是會議記者會上，找學生演出「行動劇」，也是幾個簡單的動作，也是供媒體拍攝，那麼，差別又在那裡呢？
顧爾德的比較標準，似乎是在「行動劇」演出當中文本的有無，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不過之所以成為「今日媒體上的萬花筒的一員」，之所以「沒血沒肉」所稱的血肉，該是沒有文本，而沒有文本的根據就是在遊行當中沒有傳單。顧爾德說那個時候找不到「五三政改」的網站是可能的，因為在五月當中有一個星期，我個人就在幫忙重灌網站。但另一方面，因為文本的有無，就認為十五年前的行動劇與十五年後的行動劇不同，也是個相當武斷、草率的劃分，同樣被稱呼為「行動劇」，現在卻很難找到十年前的行動劇劇本，但是去到書店，就可以輕易找到日本街頭行動劇作家別役實等人的作品。
感覺有了改變，朦朧中有了改變，但是在感覺底下的東西是什麼呢？還是說，本質上原本就沒有什麼不同，而就是新鮮感不見了？這類藝術/社會實際需要、想要帶來的衝擊，需要的就是新鮮？
問題真多。
接續前一篇。
雖然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只要是任何具備衝突性質的社會事件，我們都可以稱之為是一種「行動劇」，但是就我的直覺中。在台灣社會中的概念中，「行動劇」一詞，還是具有其他特定的指涉。我整理了最近兩個月媒體所報導的各種所謂行動劇，當中大概具備幾個特性，是：一、群眾場外抗議使用，二、在媒體記者會場合上使用，包括造勢記者會、抗議記者會、宣導記者會，三、某些晚會或園遊會之類活動的一部份。
所以，我這樣的一種解釋或許可以成立，「有一種」行動劇是：「在記者會場合，以簡短戲劇方式演出，主辦者在媒體前試圖表現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媒體可以藉由這種演出，滿足拍攝的需求，以及新聞稿件的篇幅需求，這類的形式，台灣許多媒體稱呼為『行動劇』，而透過媒體傳播，台灣社會也普遍接受『行動劇』這個詞彙，可以用來稱呼這類演出/記者會形式。」
但是做出這個解釋，馬上就會遇到一些問題。這個月十五日，立委李慶安與師大國文系教授蔡孟珍在立法院舉辦了一場記者會，在記者會中主張，在今年的大學入學考試國文考題中，出了一題關於湯顯祖的崑曲《牡丹亭》劇本的單選題，考題中問，杜麗娘在「遊園」的時候，心中的心情究竟如何，學者主張考卷中的四個答案中，沒有一個答案是正確的，同時直接在記者會場上演出杜麗娘「遊園」的片段。
這樣的演出是在記者會上，演出的目的也不僅只是為了所謂的戲劇的藝術性，而是有很明確的社會目的，企圖透過立法委員的政治力量以及媒體的力量，扭轉、改變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在記者會上演出崑曲，與其他記者會或抗議場合演出行動劇的動機，是對某種認定的真相的展示，在目的上都視同的。但是這樣的演出並沒有被認為是行動劇，在記者會場上，很明顯，目的是為了要傳達崑曲當中的精確意義，在媒體的報導中，不會用常見的筆法這樣寫：「學者在記者會上演出崑曲行動劇，借此表現他們對大考中心國文考題的不滿」。
在記者會上演出崑曲，崑曲還是崑曲，而不是一般觀念當中的行動劇。
問題又來了。崑曲不能夠是行動劇嗎？行動劇不能是崑曲嗎？
將這兩者之間切割開來的是什麼？很可能是一種對於形式的認識。在崑曲與行動劇之間，可能存在著傳統與現代、過去與現在、雅與俗、精緻藝術與群眾運動種種的兩元對立觀念，那麼，如果要了解在印象中、一般觀念中的所謂行動劇，似乎又必須要從形式著手，賦予一種形式上的描述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