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合演的濫觴

新劇女子

將周慧玲老師的《表演中國》反覆看過幾次,總覺得有些問題,不知道之前有沒有人提過。

在第五章「女演員『寫實主義』、『新女性』論述」中,是這麼說的:

…1923年,當時還在上海務本女學就讀的錢劍秋以及王毓清等,便是在一片要求男女社交公開的聲浪中,以及寫實主義的推動下,接受「戲協」導演洪深的邀請,以實驗的性質,參與上海戲劇協社的公演,分別擔任胡適的《終身大事》的兩個女角,與「戲協」其他男藝術家同台演出,開放了話劇舞台上必由男女同台演出的先例。那是胡適這本鼓吹婦女解放的劇作,第一次由女演員擔綱演出劇中解放的「新女性」。洪深以「男扮男、女扮女」的做法,一改明清以降禁止女演員公開演出的禁令,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舞台上最具革命性的一項發展;它的政治社會意義,絕不下於它的藝術貢獻。(頁242)

這一段實在很奇怪。就在同一本書、同一章的後面幾頁,就在提到髦兒班的時候,提到余振庭在1912年時趁著革命,呼籲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廢除女演員登台的禁令,女性演員就此可以在京戲舞台上亮相(頁253),如果髦兒班是無視禁令下的演出,那麼到了1912年時,禁令也就已經廢除了,怎麼會是洪深到了1923年才「一改明清以降禁止女演員公開演出的禁令」呢?《表演中國》第五章看來是從周慧玲老師刊登在1997年夏季號的TDR上的文章Striking Theor Own Poses: The History of Cross-Dressing on the Chinese Stage改寫來的,也同樣提到了這件事情(頁139),卻也同樣以為中國的戲劇家是到了1923年,才「讓女性演出女性角色,讓男性演出男性角色」(In 1923, Chinese dramatists began to cast women in women’s roles and men in men’s,頁130)。如果將洪深的這次演出做了這樣的定位,也沒有辦法解釋同一篇文章後面提到的,1914年開始出現的幾個女性新劇劇班的位置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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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與祝英台

《梁山伯與祝英台》又傳統又當代,又東方又西方,而不管怎麼看,《梁山伯與祝英台》這部電影都呈現了相當曖昧、複雜的性別議題,在這部電影中,至少包含了兩種層次的變裝,一是在表演上的變裝,其次則是在敘事上與戲劇結構上的變裝;在表演上的變裝,是凌波以女性身份演出梁山伯「梁兄」,而在敘事上的變裝,則是在劇中,可以看到祝英台這個角色身為女兒身,為了可以前往學堂上學,而假扮成男性。而這兩種層次的變裝在組合之後,又使得情境變得更為複雜。

從表演上,相對於馬文才這個有著精液有著下流的Libido的而可以算是真實的男性角色,電影中凌波與樂蒂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對異性戀戀人,而是一個T與婆的組合,《梁祝》的悲劇像是男性的父權世界干預了、介入了、破壞了純女性的愛慾世界。但是在敘事中,這一對女同性戀者的相識與感情的發展,卻完全是一個男同性戀的故事—一堆人都以玩笑的口吻說過,梁山伯這個角色根本就是一個Gay,因為梁山伯其實喜歡的並不是身為女性的祝英台,而是穿著男性服裝的祝英台,梁山伯對祝英台的好感是從祝英台還穿著男裝的時候就開始了,而當時根本還不知道祝英台其實是女兒身。

所以,當我們以為《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一部偉大感人的愛情悲劇的同時,必須要考量的一點,就是在《梁祝》之外,我們很少可以看到一部這麼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愛情悲劇,《梁祝》囊絡了所有愛情悲劇的可能,除了可以看成是一部異性戀的愛情悲劇,也可以是女同性戀的悲劇,也可以是男同性戀的悲劇,在看到最後蝴蝶成雙翩翩飛舞的時候,可以知道,《梁祝》是一部可以找到一切可能性別組合的愛情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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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漢的《亂鐘》

讀田漢的《亂鐘》,讀到一些有趣的句子。

先說說田漢這個劇好了,這齣戲收於《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場景設定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瀋陽某大學的宿舍中,一群大學生聚在一起,每位大學生分別以某個英文字母稱呼,有的唸書,有的寫情書…或所謂的新文藝詩歌創作,有的閒聊—或是談論著未來的志向,或是對某些女同學品頭論足,忽然,日本軍隊開進瀋陽城來,於是有的激動,有的悲憤。於是出現了以下對白:

梁:…教授們從來不曾告訴我們日本兵來了我們應該怎麼辦。

F:我想這真是有一點稀奇,我們曉得愛恩斯坦的相對論,曉得巴壁德的人文主義,曉得布萊斯的美國民主政治,還曉得用科學方法打籃球,但是不曉得日本兵來了,我們應該怎麼辦。

B:這有什麼不曉得呢?日本帝國主義者來了,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抵抗。用一切手段去抵抗!因此我們要去領槍。即使沒有槍,徒手也要同他們拼的。

G:(及大家)對的。要這樣總算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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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言如此

很多時候會覺得好奇,為什麼總有些人可以寫出這麼獨斷的文字呢?例如曹樹鈞、孫福良的《莎士比亞在中國舞台上》(哈爾濱出版社,1989)這本書,就讓我有這種感覺;姑且不說這本書的結構次序—這本書要討論在中國的莎士比亞,第一章不從莎士比亞如何被引進、改編、演出,而是先從莎士比亞對於中國話劇運動劇作家如田漢、郭沫若講起,就很奇怪。

而在討論莎士比亞對於田漢有怎樣的影響,書中說,最主要是在主題方面,田漢的愛情劇打破傳統戲曲中最後都是大團圓的傳統,而呈現出強烈的悲劇色彩,而這就是莎士比亞的影響。書中這麼說:

田漢如此熱愛莎士比亞戲劇,那麼莎士比亞的戲對他的劇作有沒有產生影響呢?回答是肯定的。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用悲壯的形式反應舊中國的悲慘生活,深刻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罪惡和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

翻開田漢前期的劇作,人們會發現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即他這一時期成功的、影響較大的劇作,諸如《咖啡店之一夜》、《獲虎之夜》、《湖上的悲劇》、《南歸》、《江村小景》、《名優之死》等,絕大多數都是悲劇。這既鮮明地反應了時代的烙印,也充分反映了莎士比亞戲劇對田漢的影響。(46)

問題是,莎士比亞的愛情戲又不只有悲劇…。

此外,從其他資料中可以看到,在那個時候對於悲劇與喜劇的定義,也有重新釐清與了解的必要,例如可以在某篇資料上引用了早年報紙廣告中,曾經出現過一部改編自莎劇的演出《黑將軍》的紀錄,是這樣描述的:

「一標緻女郎,偏不與漂亮少年結婚,而獨與身黑鬚黑的黑將軍結為伉儷,致鬧出許多情天孽障,趣味之濃,為莎劇中第一名。」(1916年7月17日《民國日報》)

情天孽障…趣味之濃…

喔耶。

布德漢:一部除名部落查哈拉斯的劇作—試譯

之前曾經提到 Kerim 在拍攝的紀錄片—《賊模賊樣》(Acting Like a Thief),這部紀錄片拍攝的內容是查拉那格的布德漢劇場(Budhan Theatre)如何為印度的除名部落(De-notified Tribe,DNT)奮鬥(關於「除名部落」這個詞的意義,以及為什麼這麼翻譯,請參見之前這篇〈De-notified Tribe: 除名部落?〉),Kerim 在六日的時候,也已經飛往印度,之前我也提到了布德漢劇場的一部劇作,就叫做《布德漢》,英文原文在此:Budhan: The play,在讀的時候,就順手翻譯了出來。

在閱讀的時候其實有一些感想,但是現在沒什麼力氣寫。而在翻譯的時候,才真是感受到自己對於印度實在一無所知。雖然可以大概了解內容是什麼,但是有太多的詞彙必須加上註釋,但是實在無法想像劇中許多場面,究竟是什麼樣子—印度的檳榔店是什麼樣子?印度的警察局是什麼樣子?印度的監獄是什麼樣子?所謂的 Samiti 是怎樣的組織?—都不清楚。

總覺得在台北,視野還是太狹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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